學中國歷史入門最好要從國史大綱開始學，比較有系統。當然這本書這門課都不是初學者容易上手的。對於文史哲十分豐富的我，後來有點感觸。如果不放在初期也要放在中期學習或閱讀。雖然錢穆的史觀未必符合潮流，迎合每個人口味。可是對於每個朝代的觀點解析多少是對學習者有參考大益，而且對懂文言文功力也是有幫助的。
由於那時採分組整理重點手頭上只留下自己組資料。這些對我而言至今都相當實用常用，在不上傳保存深怕硬盤一掛就沒了辛苦整理的資料。因是筆記草稿有些章節缺無是正常現象。
《國史大綱．前言》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準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國史大綱．引論》一到十五段重點整理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
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
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西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鑑托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
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與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歷史知識”與“歷史資料”不同。
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知識。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鑑古而知今。
至於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于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欲求歷史知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鑒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
“傳統派”主於記誦，熟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
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
其次曰“革新派”，則起于清之季世，為有志功業、急於革新之世所提倡。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
最後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
“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証，誇創收，號客觀，既無意于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二派之治史，(“傳統派”與“科學派”)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同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
雖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於求知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合歷史與現實也，特藉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知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岸。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知識者，知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也。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變遷。約言之，亦可分為三期。
其先當前清末葉。當時，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 。
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
彼輩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於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
彼輩對當前病症，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製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為明日之黃花矣。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
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於“學術思想”之一途。
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
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孔學所掩蓋。”
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老學所麻醉”故或者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者歸罪於老子。
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
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
或則謂：“思想限制於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積痗，莫如並廢文字，創為羅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為良弓之藏。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
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後面為‘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於‘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
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於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
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為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為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為！”雖然，國人之所求于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瞭解，以相應於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
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
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于孔、老之為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瘖而無知，何願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
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瓶，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
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
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
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為主，後人譏之為“相斲書”焉。
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徵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
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復生“通史”之新要求。
於是而又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為以制度為骨幹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
又繼而有通鑑，為編年之新通史。
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鑑紀事本末，取材只限於通鑑，則貌變而實未變也。於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於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
其他如方志，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敘述。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
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
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
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
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侯，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
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瞭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
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製度，次者曰學術思想，又次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幹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後，分主客取捨於其間乎？抑兼羅並包，平等而同視之乎？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
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陸、
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
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後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銜接，而劃分為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淤，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此一法也。
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為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部分之“變”。于諸異中見一同，即於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誇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証，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著眼於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著眼於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為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系。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
故曰：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証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
柒、
今於國史，若細心留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
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戰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蕩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為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矣。然洪、楊數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
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佔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為文學家之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捌、
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統一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闢一奇績。
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復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
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周，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周之征服。
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於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
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淡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如英、法諸邦，則領土雖廣，惟以武力貫徹，猶惴惴懼不終日。此皆羅馬之遺式，非中國之成規也。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製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製，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
綜觀國史，政體演進，約得三級：
由封建而躋統一，一也。(此在秦、漢完成之。)
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成之政府，漸變而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於東漢完成之。)
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三也。(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
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幹。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搖，宰相(政府首領。)所不能動者。若於此等政治後面推尋其意義，此即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旨。就全國民眾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復於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再就其服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此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豈，而秦、漢以下政製，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每於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歷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
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
而歷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中國政制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復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夥。
凡於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於建設。所以國于建設和平中得進展，而於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以求適合於我國情，而為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復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玖、
其次請言學術思想。談者率好以中國秦以後學術，擬之歐洲之“中古時期”。然其間有難相比並者。歐洲中古時期之思想，以“宗教”為主腦，而中國學術界，則早脫宗教之羈絆。
姑以史學言，古者學術統於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學術之全權。“史”者，乃宗廟職司之一員，故宗教、貴族、學者三者，常相合而不相離。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皆政治社會實事，不語怪力亂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學乃始與宗教、貴族二者脫離。
然西漢司馬氏尚?：“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此非僨辭，乃實語。漢代太史公於太常，則為宗廟職司之一員。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與太史，同為太常屬下之六令丞。太樂之下，自有倡優。宗廟祭祠，太史與倡優同有其供奉之職。則史學仍統於皇帝、宗廟、鬼神之下。然司馬氏不以此自限，發憤為《史記》，自負以續孔子之《春秋》；即對當朝帝王卿相種種政制事?，質實而書，無所掩飾。
北宋學術之興起，一面承禪宗對於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晉以迄隋唐社會上世族門第之破壞，實為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活潑之一種新氣象也。若以此派學術與西洋中古時期之教會相比，更為不倫。元明以下，雖懸程朱經說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為當時之宗教。明代極多遵陸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訓詁考據而批駁程朱者。社會學術思想之自由，並未為政治所嚴格束縛，宗教則更不論矣。
拾、
請再言社會組織。近人率好言中國維“封建社會”，不知其意何居？
以政制言，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學術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學術流於民間，既不為貴族世家所獨擅，又不為宗教寺廟所專有。平民社會傳播學術之機會，既易且廣，而學業即為從政之階梯，白衣卿相，自秦以來即爾。既無特殊之貴族階級，是亦不足以言“封建”。
若就經濟情況而論，中國雖稱以農立國，然工商業之發展，戰國、秦、漢以來，已有可觀。惟在上者不斷加以節制，不使有甚貧、甚富之判。又政府既獎勵學術，重用士人，西漢之季，遂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語。於是前漢《貨殖》《遊俠》中人，後漢多走入《儒林》《獨行傳》中去。所以家庭溫飽，即從師問學，而一登仕宦，則束身禮義之中。厚積為富，其勢不長，然亦非有世襲之貴人也。井田制既廢，民間田畝得自由買賣，於是而有兼併。然即如前漢封君，亦僅於衣租食稅而止。其封邑與封戶之統治，仍由國家特派官吏。以國家法律而論，封君之與封戶，實同為國家之公民。後世如佃戶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辦，則佃戶之賣田納租於田主，亦一種經濟契約之關係，不得目田主為貴族、為封君，目佃戶為農奴、為私屬。土地既非采邑，即難以“封建”相擬。然若謂中國乃資本主義之社會，則又未是。以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即不許資本勢力之成長也。
西洋史家有謂其歷史演變，乃自“封建貴族”之社會，轉而為“工商資本”之社會者。治中國史者，以為中國社會必居於此二之一，既不為“工商資本”之社會，是必為“貴族封建”之社會無疑。此猶論政制者，謂國體有君主與民主，政體有專制與立憲。此特往時西國學者，自本其已往歷史演變言之。吾人反治國史，見中國有君主，無立憲，以謂是必“君主專制”無疑，不知人類政制，固有可以出於此類之外者。即如近來德、意、俄諸國，即非此等分類可包。然則中國以往政制，儘可有君主，無立憲，而非專制。中國已往社會，亦儘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適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洋學者此等分類之外？不知此等分類，在彼亦僅為一時流行之說而已。國人懶於尋國史之真，勇於據他人之說，?有存心藉為宣傳，可以勿論；若因而信之，謂國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拾壹、
嘗謂世界群族，其文化演?，主要者不越兩型：
一者環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侖、愛琴、波斯、希臘、羅馬以漸次波及於歐羅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
一者沿黃河兩岸，以達於海濱，我華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來，漸次展擴以及於長江、遼河、珠江流域，並及於朝鮮、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邏諸境，此東方之一型也。
此二型者，其先限於地勢，東西各不相聞接。西方之一型，於破碎中為分立，為並存，故常務於“力”的鬬爭，而競為四圍之鬬。東方之一型，於整塊中為團聚，為相協，故常務於“情”的融和，而專為中心之翕。
一則務於國強為倂包，一則務於謀安為緜延。故西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在轉換，而東西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則在擴大。轉換者，如後浪之覆前浪，波灡層疊，後一波湧架於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歸消失。
西洋史之演進，自埃及、巴比侖、波斯以逮希臘、羅馬，翻翻滾滾，其吞嚥捲滅於洪濤駭浪、波灡層疊之下者，已不知其幾國幾族矣。擴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湊，蜿蜒繚繞，此一帶山脈包裹於又一帶山脈之外，層層圍拱，層層簇聚，而諸峰映帶，共為一體。故中國史之演進，不僅自兩漢而隋、唐，而宋、明，一脈相沿，繩繩不絕；即環我族而處者，或與我相融和而同化，如遼、金、蒙古、滿洲、西藏、新疆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與我終古相依，如梁甫之于泰山然，則朝顯、日本、安南之類是也。
將西洋史逐層分析，則見其莫非一種“力”的支撐，亦莫非一種“力”的轉換。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會遂為變形。其文於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國並立；東方則每每有即以一國當一世界之感。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為鬬爭；而東方則惟求其力於內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種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與他種力量相衝突，而相率投入於更大之同情圈中，卒於溶解消散而不?其存在。我所謂國史於和平中見進展者在此。故西方史常表見為“力量”而東方史則常表見為“情感”。
西方史之頓挫，在其某種力量之解體；其發皇，則在某一種新力量之產生。中國史之隆汙升降，則常在其維繫國家社會內部的情感之麻木與覺醒。此等情感一且陷於麻木，則國家社會內部失所維繫，而大混亂隨之。
中國史上之大混亂，亦與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為一種新力量與舊力量之衝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臺，社會亦隨之入一新階段。中國史上之混亂，?如江河決堤，洪水泛濫。泛濫愈廣，力量愈薄，有破壞，無長進。必待複歸故槽，然後再有流力。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大體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進。迄于近世，社會各方平流緩進，流量日大，而流速日減。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覺我民族之嘽緩無力者在此。然我民族國家精神命脈所繫，固不在一種力之向外衝擊，而在一種情之內在融和也蓋西方制為列國爭存之局，東方常抱天下一統之想。
拾貳、
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
生力者，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由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人類歷史之演進，常如曲線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向。若以兩民族兩國家之歷史相比並觀，?常見此時或彼升而我降，他時彼降而我升。祇橫切一點論之，萬難得其真相。
中唐以來之社會，既成一平鋪散漫之社會，而其政治，仍為一和平的大一統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會”與“政府”之間，堂陛益遠，常易招致“王室”與“政府”之驕縱與專擅，一也。
社會無豪強巨富，雖日趨於平等之境，然貧無振，弱無保，其事不能全仰之於政府，而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二也。
政府與民間之所以賴以溝通者，曰惟“科舉”，然科舉既懸仕宦為鵠的，則從事於投選者，往往忘其義命而徒志於身家之富貴與溫飽，三也。
此三者，厥為中唐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走入一新境後所易犯之病徵。宋儒講學，即針對此病態而發。然而宋之為病，尚不止於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為急劇之退轉，益與後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明祖崛起草澤，懲元政廢弛，罷宰相，尊君權，不知善，而轉益其病。清人入關，盜憎主人，箝束猜防，無所不用其極，仍襲明制而加厲。
故中國政制之廢宰相，統“政府”於“王室”之下，真不免為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其事乃起於明而完成於清，則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明儒尚承兩宋遺續，王室專制于上，而士大夫抗爭彌縫於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猶賴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間之學術氣節，尚足照耀光輝前前古。清人又嚴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書院民間自由講學之風遂熸。於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為訓詁、考據，自藏於故紙堆中以避禍，下之為八股、小楷，惟利祿是趨。於是政府與民間所賴以溝貫之橋梁遂腐段，所賴以流通之血脈遂枯決。
拾叁、
晚清之季，談者率自稱我民族國家曰“睡?”，曰“病夫”，此又不知別白之說也。
夫“睡”與“病”不同。睡者精力未虧，蹶然興起，猶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則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輕易所能拔除。異族統治垂三百年，其對我國家、社會、文化生機之束縛與損害，固已甚矣。
然中國以二千年廣土眾民大一統之局，“王室”為其客觀之最高機關，歷史沿襲既久，則驟變為難。又況自明以來六百年，政府無宰相，“王室”久握獨裁之權，則激變又難。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複建，逼使中國不得不為一激劇之變動，以試驗一無準備、無基礎之新政體，而不能更於其間選擇一較緩進、叫漸變之路，此為晚清革命之難局，一矣。
革命之結果，僅為舊政權之潰爛解體而非其消滅。於是民國以來，武人弄權，地方割據，日轉增長。此又為民國以來締構中央統一政權之難局，二矣。
拾肆、
尤難者，不在武人割據之不可剷滅，而在政治中心勢力之不易產生。滿清末葉，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沒落。革命以還，所揭杆櫫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實際去民主之階程尚遠。新中國建設之大業，一時難望於民眾之仔肩。?裁王室既倒，而不幸當時之中層階級，始從二百餘年長期異族統制下抬頭，八股小楷之素養，升官發財之習氣，淘汰未境。而革命黨人，則只挾外來“平等”、“自由”、“民權”諸新名詞，一旦於和平處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罏之點雪，名號猶是，實質遽化。其名猶曰政黨民權，其實則為結黨爭權。一時中曾知識分子，無新無舊，分途依附於地方武人割據勢力之下而互為利用。此輩於前清末葉，既力阻開新之運，又於民國初年，加倍搗亂之功。此蓋滿清長期部族統治之智識階級，日愚日腐，而驟遇政治中心大動搖之後所應有之紛擾。然此特一時病態，不得謂此乃代表我民族國家數千年文化正統而為其最後之結晶。若果如是，則中國文化亦萬不能棉歷此數千年之久，而早當於過去歷史中煙消灰滅，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國以來，社會中堅勢力未能形成之難局，三也。
拾伍、
凡此皆晚近中國之病，而尤莫其病於士大夫之無識。士大夫無識，乃不見其為病，急於強起急走以效人之所為。跳踉叫噪，踴躍僨興，而病乃日滋。於是轉而疑及於我全民族數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變故常以為快。不知今日中國所患，不在於變動之不據，而在於暫安之維護。必使國家有暫安之局，而後社會始可以有更生之變。
第三十五章暴風雨之來臨
元代依種類分四等。為其政治上之顯分階級，ㄧ切地位不平等。
色目。(包括西域各部族，共三十餘族。亦稱「諸國人」。)
南人。(即長江流域及其以南之中國人，為南宋所統治者。)
此四階級在政治上之待遇，顯分優劣。漢人、南人不為正官。
蒙古人既看不起漢人、南人，因此也不能好好的任用漢人、南人，而只用了他們中間的壞劣份子。他們欠缺了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他們並不知所謂政治的責任，因此亦無所謂政治的事業。舉要言之，只有兩項︰一是防制反動，二是徵斂賦稅。
元代稅收有「撲買」之制。(撲買制始於金)常賦外，復有「科差」，其額又極重。(元於常賦外加取於民者，太宗時尚只有絲料、丁稅兩種。至憲宗時又增包銀，世祖時又增俸鈔。此等皆兩稅額外之科差也。)
而開浚水利之功頗可稱道。
元之軍隊亦分為各等級。
探馬赤軍。(以諸部族為之，乃鎮衛邊境者。)
新附軍。(南方宋人為之。)
正相當於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之四級兵籍守秘密，漢人莫之知。立里甲之制，二十家為一甲。以蒙古人為甲主。又多立防禁。禁漢人田獵，禁漢人習武藝，禁漢人持兵器，禁集眾祠禱、集眾買賣，禁夜行。又屢次收括民間馬匹。而文武分途之弊制，遂為明清兩代所沿襲。蒙古長於戰陣，而不善於理財，故賦斂之事則多委之色目、回人。其先軍隊所至，多掠人為私戶。政府亦以分賜民戶為恩典。元人設官，亦以軍、民、匠者分列。匠人特籍為戶，得不與平民伍。
因此在蒙古的政治局面裏，僧侶站到很高的位置。皇室佛事，佔國家政費之泰半。寺廟亦擁有盛大之產業，與貴族王公等，同樣為封建勢力之ㄧ種。而僧侶之為患於社會，更難盡述。順帝父子竟以亡國。
元代之士人與科舉制度。
最初的士人與普通平民ㄧ樣的被俘掠為奴隸。經有懂得漢化者之勸告而稍得解放。他們對士人的觀念，似乎亦是一種彷彿的工匠。偶然把南宋的儒學流到北方去。結果於國族勳舊之外，亦有科舉取士之制。然此僅有名無實，在實際政治上極少影響。
第三十六章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上)
明代是中國傳統政治之再建，惡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廢相。太祖是一個雄猜之主。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誅，遂廢宰相。遂成絕對軍主獨裁的局面。第二個惡化的原因在於明代不惜嚴刑酷罰來對待士大夫。此亦起於太祖。鞭笞捶楚，成為朝廷士大夫尋常之辱。終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絕書。
獨裁的皇帝不問政事，最著者自推神宗。自然有權臣應運而生。世宗時，夏言、嚴嵩遂弄大權。自此以後內閣學士朝位班次升六部上。其間尙隔著一層太監的傳遞。閣權最高僅止於票擬。於是實際相權一歸寺人。
明代司禮監，權出宰輔上。閣臣之弄權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權臣」，非「大臣」。權臣不足服眾。故雖如張居正之循名責實，起衰振敝，為明代有數能臣，而不能眾議。
第三十七章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下)
明初之學校貢舉制度︰
府、州、縣學舍生員之資格，以官員子弟，及民俊秀、年十五以上、讀過四書者充之。其學科有經、史、禮、律、樂、射、算等項。其考試分按月考驗，及三年大比。貢士天子臨軒召見，分科擢用。其任用有為御史、知州、知縣、教官、經歷、縣丞、部院書吏奏差、五府掾史不等。其鄉里學舍之師資，由守令擇有學行教之。
洪武八年，頒行學校貢舉事宜。生員分二等。
鄉里學舍之生員。
至國子監有「歷事監生」之制。(國子學改稱「國子監」監生分赴諸司先習吏事，謂之「歷
事監生」)。
其他
又俾富戶、耆民皆得進見，奏對稱旨，輒予美官。
有六科給事中掌封駁，謂之「科參」。位雖低而權重。(給事中原屬門下省，明代罷去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得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又廷議大事、廷推大臣、廷鞫大獄，給事中皆預。)
黃冊、魚鱗冊整頓賦役，清代因之不能革。
翰林為貯才之地，吏部為掄才之所，此兩官特為名世所重。承平日久，科舉進士日益重，而學校貢舉日益輕。英宗天順以後，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翰林人才亦為科目所限。而教習庶吉士漸漸變成有名無實。翰林院既不能培養人才，而吏部選舉，又漸漸有拈鬮、制籤之法，而選舉遂不可問。至於科舉方面，經義漸漸變成為八股。(八股文者，乃ㄧ種有格律的經義 ，有ㄧ定之體裁與格式，猶之唐之有律詩、律賦。其體蓋起於成化以後。)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之通病。
明室財政，自英宗後即告絀。其弊端之大者，一曰內府，二曰宗藩，三曰冗官，而尤冗者在武職。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此後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投占，募召名數日增，實用日減。積此數蠹，民窮財盡。於是明代便非亡不可。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