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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監察制度考
壹、前言：
上課板書的筆記
貳、中國監察制度沿革
參、西漢：
甲、多頭的中央監察體制：
一、御史大夫的職責以行政為主監察為輔
二、御史大夫主持了刑法的修改
三、丞相司直代表丞相執行監察
四、司隸校尉是皇帝特設的
五、沒有一個長效保証機制
六、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待遇提高
七、西漢監察體制存在漏洞
八、西漢監察制度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一)、監郡御史的做法不靈驗
(二)、天下分為十三部
(三)、刺史可由御史推薦
(四)、“六條問事”抓住監督重點
(五)、刺史工作方式是流動的
(六)、分級負責、歸口辦理
(七)、刺史出巡也是一種“異體監督”
(八)、優良的監察官：晁錯耿直諫言
肆、東漢：
乙、監察制度墨守成規
一、監察制度徹底癱瘓
二、中央有兩大監察班子
三、監察官單獨而坐
四、督郵配合刺史工作
五、監察官的職位是形同虛設
六、優良的監察官
(一)、鮑永敢於碰硬
(二)、張湛愛提意見
(三)、李膺“岩岩如玉山”
伍、結論
壹、前言：
政治是一個龐大的人事機構，形成科層體制（官僚制度）。龐大之官僚需要從考選至退休的人事制度存在，以為支撐。官僚體系中資訊的流通與掌握（公文系統）亦屬重要。財務行政亦是影響歷代行政的重要因素。官僚體系之下，影響地方公共事務甚深者乃仕紳（豪族、門閥）。官僚體系分為三個層級：宰相層級、部制層級、各級地方政府層級。為了能有效管理龐大的官僚，必然要有官僚監察體系之存在。
劉邦在秦的廢墟上建立起西漢王朝後，首要任務就是恢復官僚制度，保証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他在中央繼續實行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核心的三公（三者合稱“三公”）官僚體制。其中御史大夫為副丞相，並兼負監察全責，是監察機構御史府的最高長官。同時沿用秦制，丞相職位出現空缺時，可由御史大夫遞補。有人作過統計，西漢43位丞相中，由御史大夫遞補的就有25位。御史大夫的地位很高，尤其是他們中的德才超群者。漢武帝時，張湯為御史大夫，德高望重。武帝經常與他商量國家大事，有時讓張湯主持國政。有一次張湯生病，漢武帝還親自去看望他。這個待遇不是所有的三公都能得到的。
（御史大夫，秦官。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漢因之，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漢舊儀：「拜御史大夫為丞相，左右前後將軍贊，五官中郎將授印；拜御史大夫，二千石贊，左右郎將授印。」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成帝欲修璧雍，通三公官，故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金印紫綬，秩比丞相。御史大夫月俸四萬。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帥，帝從之，遂復為御史大夫，皆宰相之任。事具宰相篇。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漢高帝以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王相。上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之。始堯為昌符璽御史，有人謂昌曰：「君之吏趙堯奇才，必代君為相。」昌曰：「堯刀筆小吏，何至是乎？」後果然。又倪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張湯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又趙綰為御史大夫，請無奏太皇太后事，即竇太后也，好黃老言，患其不用儒，故奪其政。又杜周為御史大夫，後周子延年又為御史大夫，以居父官，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又貢禹字少翁，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凡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言無所復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見史記。又曰：鄭弘為大夫，守之數年不得。匡衡居之，未滿歲而丞相死，即代之。後漢初，廢御史大夫。更始至長安，以隗囂為御史大夫。中元元年，光武東巡泰山，以張純視御史大夫，從封禪，禮畢罷。至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以郗慮居焉，華歆亦為之。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魏黃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為司空，末年復有大夫。而吳有左右焉。晉書曰，魏以司空何曾為晉國丞相，以王沈為御史大夫是也。吳孫休以丁密、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晉初省之。此皆為三公，非今御史大夫也。今御史大夫，即漢以來御史中丞是也。後代或置大夫，皆中丞之互名，非漢舊大夫之任。唯劉聰僭號，置御史大夫，亞於三公，頗似漢制也。）參閱《通典卷第二十四職官六》
一、御史大夫的職責以行政為主監察為輔：
《漢書．刑法志》記載了這麼一則故事：漢文帝在位時，齊國太倉有一個叫淳于意的人，因給人看病致死，被人給告了，判他受肉刑。那時候肉刑包括往臉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右腳三種情況。因淳于意當過太倉縣令，所以要把他押解到長安去受刑。淳于意沒有兒子，只有五個女兒。臨上路時，他嘆了口氣，說：“生女兒有什麼用啊，遇到急事，一個有用的也沒有！”這句話被他最小的女兒緹縈聽到了。她心裡很不是滋味，就跟著父親去了長安。到了長安後，她給漢文帝寫了一封信，信上說：“我是太倉縣令淳于意的女兒。父親做官時，人們都說他是個清官，如今犯了罪應當受到肉刑的懲罰。我不替父親傷心，只是想人死了，不能再活；割了鼻子，不能安上去。以後想改過自新，也沒有辦法了。我願給官府收為奴婢，替父親贖罪，好讓他有個悔過自新的機會。懇請皇上開開恩。”這封信真的送到文帝的手裡。文帝看後，很同情緹縈說的話，就下詔廢除了肉刑，同時讓大臣們商議一個代替肉刑的辦法。丞相張蒼和御史大夫馮敬擬定了這麼幾條：廢除肉刑後，臉上刺字的刑罰改為服苦役，割去鼻子的刑罰改為打300板子，砍去左右腳的刑罰改為打500板子。文帝都同意了。這裡，御史大夫就主持了修改刑法的工作。
三、丞相司直代表丞相執行監察：
司隸校尉也是漢武帝時新設置的監察官，它的出現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宮廷內部因權力之爭引發的巫蠱之禍的產物。巫蠱是當時流行的一種迷信，一些方士和巫婆教人把木頭人埋在地下，然後念咒、做法事。據說可以使冤家遭殃，自己得福。漢武帝時，許多皇室貴族都相信這套把戲，甚至有的宮女也在屋子裡埋下木頭人，詛咒仇人。武帝晚年多病，老是懷疑有人用這種方法在害他，就讓江充去查辦那些“大逆不道”的人。江充也是監察官出身，做過繡衣直指，也叫繡衣御史（因身著皇帝特賜繡衣而得名）。江充領命後狐假虎威，到處挖掘木頭人，殺了好多人。後來有人說太子宮裡埋有許多木頭人，江充就要到太子宮裡去挖，並讓太子出來見他。太子被逼無奈，派人把江充抓起來殺了。消息傳到武帝的耳朵裡，變成了太子在謀反，於是武帝發兵攻打太子。雙方激戰5晝夜，死傷數萬人，最後太子兵敗自殺。這個事件中，武帝特置司隸校尉，率領京城裡的1200宮奴，緝捕用木頭人蠱惑人心的方士和巫婆。這場風波平息後，司隸校尉的官職被固定下來，成為常設的監察官。
行政關系上，御史中丞（註一、二、三：）丞相司直和司隸校尉各成體系。御史中丞是中央正規監察機關的官員，有專門的官署御史府；丞相司直代表丞相執行監察，聽命於丞相；司隸校尉是皇帝特設的監察官，直接受皇帝指揮。但同為中央的監察官，三者也有彼此制約和職能交叉的地方。比如司隸校尉負責監察京城的官員，所以有權監督丞相司直，但司隸校尉實際上又是部分地方監察官，又要受御史中丞監督。作為監督的對象，京師百官要接受不同體系的官員的監察，頭緒也真夠亂的。但亂也有亂的好處，那就是中央的監察體制更加嚴密了。
註二：中丞是漢代監察系統中之副長官，乃御史大夫之丞，因居皇帝殿中，故曰中丞。他的權限很大，據漢官儀載：「兼典蘭臺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寮。」到了東漢，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則中丞即為「御史臺率」（臺內長官）。唐代中丞亦屬御史臺之副長官，置三員，正四品下，輔佐御史大夫統率三院御史。（即：臺院，有侍御史六人；殿院，有殿中侍御史九人；察院，有監察御史十五人。）中丞因為御史大夫之副貳，如大夫有故，中丞則代知其事。中丞又有獨立彈劾權，如崔植為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綱紀」（舊唐書崔佑甫傳）。武元衡為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舊唐書武元衡傳）。唐之中丞，本為中央官，但可兼領地方之「京畿採訪處置使」（專監察地方之官員）。宋代監察制度，因不置御史大夫，則以「中丞一人為臺長」（宋史職官志），但不置正員，用給事中及諫議大夫兼權。如張觀「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宋史張觀傳），薛奎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宋史薛奎傳），皆是顯例。中丞有很大的獨立彈劾權，如「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為跋扈，罷為翰林學士」（宋史韓維傳）。元代御史臺置中丞二人，正二品，為御史臺次官，也有獨立之彈劾權，如「董文用為中丞，奏丞相桑哥姦狀」（蒙兀兒史記董文用傳），即是其例。 明太祖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年），仿元制設御史臺，除設左、右御史大夫外，亦設中丞，後以胡惟庸之獄，罷御史臺，但仍留中丞。洪武十四年，更置都察院，中丞之官始廢，清亦如之。
漢武帝設計並推行得好好的刺史制度，到了西漢後期開始走樣。漢成帝綏和元年（西元前8年），也就是漢武帝死後的79年，丞相翟方進和大司空何武上奏，請求將刺史改為州牧，理由是按照祖宗的家法應該以貴治賤，不能以卑督尊。刺史只有六百石，監察二千石的高級領導幹部不合規矩。成帝只好下詔，把刺史改名為州牧，增秩二千石，與郡守平起平坐。3年後，丞相朱博上書力爭說：“當年設十三部刺史，職級低但賞賜重，這樣可以激勵他們努力工作。廢除刺史、改設州牧後，激勵機制沒有了，收不到監察的效果，應該恢復刺史制度。”於是又將州牧更為刺史。但幾年後，再次將刺史改為州牧。不要以為這樣一來提高了刺史的地位，這是兩種觀念在進行較量。翟方進等人認為監察制度應同其他制度一樣，不得違反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必須遵守以貴治賤的原則。衡量的標準應該看是否有利於監察的效果。較量的結果，是等級派佔了上風。刺史改為州牧後，原來的監察官開始向行政官員轉化，監督者與被監督者混為一談，利害關系由相異變為相同制度已被破壞了。漢武帝在生前找到了一條行之有效的監察方法，但卻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保証它的長效機制。斯人已去，其政也息，這是那個時代無法避免的悲劇。
六、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待遇提高：
此後，大司空與大司馬（原太尉）、丞相平起平坐，共為三公。御史大夫改大司空後，原御史大夫監察職責，完全交給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一躍成為御史府“第一把手”。與御史中丞地位相當的御史丞（註五：），與御史中丞合稱“兩丞”，兩者都是秩千石，俸祿標准是90斛。兩丞之外，御史府高級屬員還有45人，秩600石，俸祿標准是70斛。這45人中，有15人為侍御史，在宮廷中工作，在朝會時監察百官，糾舉不法行為，歸御史中丞統領。其餘30人在御史府上班，歸御史丞領導。御史府低級屬官有御史掾、主簿（註六：）、少史、御史屬、柱下令、御史中丞從事等。他們都是辦事人員，負責文書檔案以及一些具體雜務。
註五：（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老聃嘗為之。秦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亦其任也。又云蒼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見史記。如淳曰：「方，板也，謂書事在板上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柱下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又職官錄曰：「秦改御史為柱下史。」一名柱後史，謂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橈也。一云冠法冠，一名柱後惠文，以鐵為柱也。法冠者，秦事云：「始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亦名獬豸冠。獬豸，獸名，一角，以觸不直也，故執法者冠之。」亦為侍御史。漢因之，凡十五員。又漢舊儀曰：漢「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絳，給事殿中，為侍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領。餘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侍御史，御史大夫自調更告入歸官，比丞相掾史，史白錄。白錄，著錄而已。惠帝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其後又置監御史。漢官儀曰：「侍御史出督州郡盜賊，運漕軍糧，言督軍糧侍御史。至後漢，復有護漕都尉官，建武七年省。」）參閱《通典卷第二十四職官六》
舉一例說明。漢元帝在位時，因後宮嬪妃很多，不能也不便於一一親選，便命宮廷畫師毛延壽畫出嬪妃們的畫像進呈，由元帝按圖召見。這麼重要的工作，完全由毛延壽一個人說了算。嬪妃們為了得到皇帝的召幸，紛紛向毛延壽行賄，請他把自己畫得漂亮些。一個叫王昭君的卻不肯這樣做，結果被毛延壽畫醜，失去被漢元帝召幸機會。當時，匈奴呼韓邪單於來長安朝見元帝，提出和親。王昭君認定毛延壽不可能給自己畫出真實畫像，因而也就不會有出頭之日，於是她選擇遠嫁匈奴。元帝審閱她的畫像，見其姿色平平，就同意了。等到單于偕王昭君與元帝道別時，元帝才發現王昭君美貌絕倫，痛悔不已，想收回成命，又恐失信於單於，只好忍痛割愛。王昭君走後，漢元帝把一腔怒火發洩到毛延壽身上，下令將其斬殺。
西漢對地方的監察最初沿用秦朝做法。漢惠帝在位時，一度在部分地區恢復了監郡御史制度。監郡御史兩年一任，要求他們每年的10月到朝廷奏事，12月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後來又擴大範圍，在中央所轄各郡都設置了監察御史。這些御史的任務比較雜，在秦朝時監察效果就不理想。如劉邦做泗水亭長時（泗水亭在江蘇沛縣，秦以十裡為亭，亭是最基層的組織），已有許多不軌行為。他在押送壯丁去驪山為秦始皇修墓的途中擅自放人，然後躲進芒碭山（在江蘇碭山縣東一帶），聚集了100多人，並與縣裡的文書蕭何以及管監獄的曹參等人互相串聯，劉邦就在這裡起家造反，最終成就帝王之業的。泗水監的名字叫平（姓不詳，秦時御史監郡，亦稱監平，參見《史記．高祖本記》），他對這麼嚴重的政治動向竟然沒有舉報，這不是失職瀆職嗎？西漢初年的監察御史同樣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於是，漢文帝時就派丞相史出巡地方，但丞相史的監察只是臨時性的，很難整體改變對地方監察不力的局面。
(二)、天下分為十三部：
參閱傅樂成著，《中國通史第八章頁195－200。
(三)、刺史可由御史推薦：
漢武帝給刺史規定了明確的監察職責，叫“六條問事”，具體內容是： 蔡質漢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
第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
第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
第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諸州刺史初除，比諸持板揖不拜。」
刺史秩級僅為六百石，只相當於中下級的縣令。那時的縣比現在的範圍廣，縣令以及刺史相當於今天的地方廳級幹部。刺史每年8月起巡察自己部內的郡國，年底回中央報告工作，只有監察權，沒有處置權。據史書記載，刺史出巡時“乘傳周流”。乘傳，指乘坐公家驛站的馬車，即送信的郵車。或者說是裝飾過的郵車。當時食祿二千石的官吏，所乘車的車廂兩邊屏障都塗成紅色。屏障的質地是席子或皮革。六百石的官吏，所乘車的車廂左邊塗成紅色。塗左邊不塗右邊，是因為古人尚左。刺史秩級六百石所乘的車子至少是這種規格的。他們每到一處，那裡的郡守或國王都要派專人到邊界上去迎候。周流，就是在自己的監察地盤上到處轉。比如冀州刺史的監察區有10個郡和諸侯國，冀州刺史就在這10個郡國之間巡行，進行監督檢查。刺史的任期為9年，如果能較好地履行職責，到時候可以直接升為二千石的郡守，而其他六百石的官員就很難有這樣的機會。
(六)、分級負責、歸口辦理：
刺史定點出巡，漢武帝改革具有裡程碑的意義。秦代的監郡御史不是純粹的監察官，很多時候扮演的是行政官員角色，西漢刺史只負責監察，定位準確。秦代的監郡御史沒有明確的工作章程，西漢刺史要嚴格遵循“六條問事”。更為重要的是，刺史工作特點是流動式的，這一做法的實質就是割斷了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利害關系。戰國時期在秦國實行變法的商鞅，曾從官吏之間的利害關系入手，說過一段很精闢的話，大意如下：雖然官員眾多，但他們擔任同類的職務，站在同一個立場上，讓他們彼此監督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利害關系一致，容易互相包庇。比如讓馬夫監督馬夫，就行不通，他們利益一致，會互相串通，不會彼此監督。假如馬兒能夠說話，那麼馬夫就無法掩藏其過錯了，因為馬兒與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利害關系是相同的，只有讓他們互為聯系而利益又相矛盾，才是帝王鞏固統治的保障。
商鞅創立了鐵的監督法則，漢武帝是這一理論的第一位實踐者。或許有人會問，漢武帝不是主張“獨尊儒術”嗎？怎麼會實行法家的主張呢？不錯，漢武帝是崇尚儒學的，他16歲繼位那年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詔書網羅天下人才，並在朝廷設考場，親自出題、閱卷，進行考查，結果相中了叫董仲舒的著名儒生。董仲舒趁機向漢武帝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最終被採納。當時在京城長安設立了太學，專門講授儒家經典，非儒學的諸子百家一概被罷斥。但實際政治生活中，漢武帝是哪家學說有利就用哪一家，採用多的還是法家，儒家學說只是名義上的思想指導。後世有人評論漢武帝，說他“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有人甚至說他是葉公好龍。漢宣帝的一句話就曾道破了天機，他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霸道為法家，王道為儒家。漢武帝對地方官的監察方式就是奉行法家思想的產物。
(八)、優良的監察官：
漢代對監察官的選拔有嚴格的標準，其中首要的是必須忠於皇帝，無私無畏。西漢景帝時的御史大夫晁錯就是這樣的人。漢初統治者對地方政體做出重大改革，由秦單一的郡縣制，變為郡國並行的雙軌制。在中央政府的直轄區內，實行郡縣制；在更廣大的區域內，則以王國（相當於郡）、侯國（相當於縣）進行統治和管理。侯國尚無多少實力，而王國的權力很大。諸侯王分異姓王和同姓王兩種。異姓王在劉邦和呂後時已被鏟除殆盡，而同姓王卻作為王室的藩屏保留下來，但同姓王過於強大後，又產生尾大不掉、抗命中央的潛在危險，成為中央政權的威脅。晁錯看清這一點，在文帝時就提出削減王國封地的建議。景帝繼位後，晁錯又上了三十條的削藩奏章。結果引來一片諸侯王的反對聲。晁錯父親曾氣哼哼地問：“今皇上剛登基，你就提出侵削諸侯的主意，這不是疏散親人的骨肉，招來大家的怨恨嗎？”晁錯答道：“是的。不過不如此，天子就不尊貴，朝廷就不平安了。”老父親說：“劉家是平安了，可晁家卻危險了。”他見說服不了晁錯，只好回去，對人說“我不忍心看到晁家遭殃那一天”就自殺了。晁錯不為所動，繼續堅持自己的主張。不久，吳楚七國以誅晁錯為名，發動叛亂。景帝聽信讒言，殺了晁錯及其全家，但七國並沒有因此停止軍事行動，最後漢廷還是靠武力平息了叛亂，從此景帝把王國的軍政大權收歸中央。漢朝能夠強化中央政權，耿直的御史大夫晁錯功不可沒，可是他已經以身殉職了。
東漢初年，大司徒改稱司徒，掌考課與民政；大司馬改稱太尉，掌兵事考課；大司空改稱司空，掌營建。從上而言，「三公制」的出現，使丞相獨相的性質完全轉化，由「丞相集權制」逐漸轉變為三公並立制（註四：）。自此，秦至漢初丞相權力特重、地位獨尊的現象，已不復再。
東漢的監察制度與西漢基本相同，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變化。就監察效果而言，以漢和帝末期為限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政治比較清明，監察機制能夠發揮一定作用；後期政治昏暗，監察體制被踐踏，監察官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和犧牲品。
一、監察制度徹底癱瘓：
東漢劉秀做了皇帝（光武帝）後，重建中央監察機構。秦朝及西漢時的御史大夫更名為司空，徹底脫離了監察線，成為專管水土及營建工程的官員。御史中丞正式成為監察機構的最高長官，其官署也從皇宮裡搬出，單獨辦公，辦公的地點叫御史台，也叫憲台或蘭台寺。叫憲台是因為御史也稱風憲官，風憲有觀民風正吏治（此為御史的職責）的意思。蘭台是漢代宮內收藏典籍的地方，御史中丞掌管蘭台，所以御史台也稱蘭台寺。御史中丞下設侍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侍御史、繡衣御史和蘭台令史等。其中侍御史為15人（與西漢時的人數相等），工作分為兩大塊：一是在上朝的時候監察百官，二是在祭祀中擔任糾察官，看看誰有違禮的行為。
東漢監察官的地位很高。漢光武帝時特地下詔，讓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與尚書令一道，在朝見的時候設專席單坐，當時京師裡的人們稱他們為“三獨坐”。這不是簡單的座位問題，而是政治地位的一個象徵。他們三人單獨而坐，但朝向呢？古書裡沒有說。天子是坐北朝南的。根據《禮記•曲禮下》的記載，“天子站在繡有斧紋屏風的前面，諸侯北向朝見天子，稱為覲；天子站在正門當中，諸公東向，諸侯西向朝見天子，稱為朝”。坐次朝向也是按這個規矩。第一種情況不用說，御史中丞等三人是面北而坐了。第二種情況是朝東還是朝西呢？應該是朝東，因為“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單獨列坐就是表示身份尊貴，朝向自然也要體現這一點了。需要說明的是，當時沒有板凳，是席地而坐。
四、督郵配合刺史工作：
東漢後期，皇帝繼位時大多是10歲出頭的孩童（桓帝最大，才15歲；最小的殤帝只有百日），朝權被外戚和宦官所操縱，他們貪得無厭，黨同伐異，把官場攪得烏煙瘴氣，監察制度形同虛設，監察官的職位成為他們賣官鬻爵以及安插親信的肥缺。有一個富人叫孟佗，想得個官做，就和大宦官張讓的管家奴交往，送去很多財物。作為回報，他要求這個管家奴能在眾人面前對他拜一下。一天，孟佗去張讓家拜訪。去了一看，張讓家的門口圍了幾百輛車馬，都是想當官的人去拍馬屁的，根本進不去。那名管家奴就帶了幾個人出來迎接孟佗，當面對他一拜，並把他的車子抬進門去。那些求官的人見了，以為孟佗是張讓的好朋友，都來拉攏他，爭著送給他珍寶財物。孟佗從中拿出一部分向張讓行賄，結果張讓叫他做了涼州刺史。另一個大宦官侯覽，讓他的哥哥侯參當了益州刺史。侯參大肆勒索，聚斂了無數財富，據說他用300多輛車子裝載金銀珍寶，才裝了財產的一部分。也有宦官擔任監察官的，如靈帝時的宦官王寓就當上了司隸校尉。
東漢初年的監察機制運行比較正常，在這種環境中出現一些剛直不阿的監察官，其中最著名的要數鮑永了。鮑永出身於監察官家庭，父親鮑宣在西漢末年擔任司隸校尉，是個耿直的人，王莽掌權，他因沒有賣身投靠被王莽所殺。劉秀建立東漢，鮑永子承父業做了司隸校尉。一次，中郎將來歙去世，達官貴人都去他府上弔唁。劉秀的叔父劉良也去吊喪，他是趙國的諸侯王，在進城門的時候，與右中郎將張邯的車馬相遇，由於路狹，兩車不能同時經過。劉良見張邯沒有回避的意思，勃然大怒，喝叱張邯轉車讓路。這還不夠，劉良又叫來門侯岑尊問罪，讓他在自己的馬前磕頭，並罰他向前奔跑了幾十米，才算解氣。岑尊可不是一般的看門老頭，他是京城的城門侯，秩級六百石，按今天的標準好歹也是個地方廳級幹部。劉良是個諸侯，嚴格地說是地方官，他所依仗的是他皇親國戚的特殊身份。這件事讓鮑永知道了，他在劉秀那裡狠狠地打了一份報告，指責劉良“無藩臣之禮，大不敬”。鮑永的做法是在太歲頭上動土。劉秀是怎麼具體處理這件事的，沒有記載。但從客觀效果看，他是秉公處理了，因為史書說從此之後“朝廷肅然，莫不戒慎”。有意思的是，後來鮑永的兒子鮑昱也當上了司隸校尉，而且他“奉法守正，有父風”，和他父親一個樣。
（二）、張湛愛提意見：
當然，也有敢於碰硬的監察官。漢桓帝時，李膺字元禮穎川人，做了司隸校尉，做過青州刺史。口碑很好，被譽為天下人的楷模，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勁。有人舉報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貪汙索賄，罪行嚴重。張朔是野王（地名，今河南沁陽）的縣令，他知道李膺的厲害，所以就逃出野王縣，躲到京師他哥哥家。李膺得到消息後，親自帶人去張讓家搜查，捕獲張朔，審訊後當場處死。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事。有個方士叫張成，喜歡看風向、測凶吉。一天，中常侍侯覽私下透出一個資訊，說皇上要大赦天下。張成馬上到處吹噓說他算出了這件事，為了讓人相信，他叫自己兒子去殺人，正當李膺抓住兇手時，大赦詔書下來了。這下張成來了勁，對大家說：“我早就算到了這一天，不怕那位監察官不把我兒子放出來。”李膺聽到這話，更冒火了，說：“預先知道大赦就故意殺人，大赦也不能赦到他的身上。”就把張成的兒子處決了。張成哪肯罷休，就請侯覽、張讓給他報仇。侯覽他們鼓動他找人去舉報李膺，誣告李膺跟太學生和一些名流拉幫結夥，誹謗朝廷。結果李膺等人被捕入獄（第一次黨錮之禍），後來雖然把他放了出來，但規定永遠不准他做官。這麼一折騰，李膺的名氣更大了，宦官對他既畏懼又忌恨，在靈帝的時候再一次對李膺等人進行捕殺（第二次黨錮之禍）。有人勸李膺趕快跑，他說：“我已經60歲了，死生由命，跑到哪裡算是安全呢？”就自己進了監獄，後被害死。人們稱贊他“岩岩如玉山”，意思說他堅貞純潔像玉石。像他這樣的監察官，真是鳳毛麟角。
御史大夫在秦漢時相當副丞相，總領圖書秘籍，四方文書奏章以及監察和彈劾百官之職，故實權有時超越丞相，彼此互相制約，故丞相府及御史府常被稱為「二府」。（御史大夫是由戰國時各國的御史發展而來的。當時在君王身邊主要是記事。秦統一後隨著組織機構的擴大，設了御史大夫為眾御史之長。西漢成帝時，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哀帝時再改為原名，是後此兩種稱呼互相更迭。）
l 宰相的權力與政治才能，對政局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皇權，相權原是分開的，皇室與政府也是分開的，遇上能幹有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氣，好大喜功，常會侵奪宰相權，相權改變往往監察權也會跟著改變。如漢武帝雄才大略，宰相退處無權，而演變下去則皇室超越在政府之上。遇上庸弱的皇帝當國，皇室中的權重者即有弄權之機。光武帝時，鑒於數世失權，大臣竊命，怕大權旁落，故自親庶務，於是尚書地位日漸加重，而外朝的宰相卻分成三個部門，把政權全操在自己手裏，由皇帝來總其成，三公變成有名無實。皇帝有魄力則侵奪相權，庸弱則權臣竊命。所以，相權常被侵奪，可說是秦漢中央集權制之特色。這種情況下，監察權結構在以後各朝代不斷發生不同的變化。
伍、參考書目：
1、 張水木板書筆記。
2、 曾繁康著，《中國政治制度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
3、 薩孟武著，《中國社會政治史》，臺北：三民書局。
4、 楊志玖著，《中國古代官制講座》，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國86年。
5、 余華青著，《中國古代廉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1日。
6、 唐．杜佑著，張榮芳譯，《通典》，臺北：時報文化，1987年1月1日。
7、 張金鑑著，《中國文官制度史》，台北市：華剛出版，民國66年11月。
8、 羅輝映主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1988年。
9、 班固著，漢書（精），中華書局，2007年8月。
10、勞榦著，〈漢代察舉制度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7（1948）。
11、錢穆著，《國史大綱》修訂本，台灣商務，1994年01月01日。
12、傅樂成著，《中國通史》增訂新版，大中國圖書公司，8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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