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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學期的期末報告，有很多不完美之處。完成稿已遺失，只剩草稿保存。
壹、前言：
選擇《清朝官方史學研究》這本書評介是因受到杜維運教授著《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當中四點影響。如何印證是否真如該書所言；便有了想閱讀清朝史學相關書籍，並將心得附於小結。
一、英國史學家但斯（E﹒H﹒Dance）曾說過：「中國未曾出現過接近西方的精確史學，不知歷史而歷史，為真理而真理，則是他的批評。」[1]
二、清代的考據學，發展到乾嘉時代，形成兩大潮流，一為經學上的考據學，一為史學上的考據學，兩者皆成就卓越。[2]
三、中國清代史學家最精於採用歸納方法。當時史學家讀史，必置一剳記冊子，心有所得則條記之。按剳記的性質，為資料的儲蓄，亦即證據的歸納。……此與西方自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以來所盛行的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未有差異，而精密或過之。[3]
四、領導學術界的梁啟超則痛詆中國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其論及中國史學者，尤多過激、荒誕。力主可觀公正的德國史學家蘭克認為中國祇有冗長的編年史，沒有真歷史，立論完全失去客觀公正。[4]
貳、書本資料：
一、作者簡介：
喬治忠。天津市武清縣人，1949年7月出生。歷史學博士，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眾家編年體晉史》（校注）、《清朝官方史學研究》、《中國史學史研究述要》、《王夫之》、《近九十年史學理論要籍提要》（合作）等學術論文多篇。參閱本書目次前一頁作者簡介與大陸南開大學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信息。[5]
二、書名：
《清朝官方史學研究》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6]。封面圖為一個鼎器。封面折角上頭寫明：鼎，寶器，有貴重之意。本叢書所收皆大陸地區具有學術價值之博士論文，珍貴難得，故以鼎為封面。
三、出版資料：
一、出版者：
文津出版社，中華民國83年3月初版，平裝，共312頁，新台幣260元。ISBN-957-668-185-5
二、目次：
壹、清朝的修史制度及其特點 1
一、清朝官方修史活動的組織方式 1
二、清朝修史制度的特點 10
貳、清代國史館考述 27
一、清朝國史館的建置沿革 27
二、國史館的官員組成及內部機構 33
三、清朝國史館承辦的纂修任務 42
四、清朝國史館的地位和作用 50
參、清朝官方修史活動述論 61
一、官方史學的萌芽和初步發展 61
二、官方修史基本格局的形成 63
三、官方修史活動的繁榮 68
四、官方修史活動的衰弱 72
五、清朝官方修史活動發展上的特點 75
肆、清入關前的滿文檔冊及其史學意義 85
一、現存的記事性滿文檔冊 85
二、滿文檔冊開始記錄的時間 90
三、關於滿文檔冊的紀載方式 95
四、《舊滿洲檔》與內國史院滿文檔冊的承續關係 98
五、記事性滿文檔冊的特點及其史學意義 104
伍、清太祖和清太宗的歷史觀念 115
一、天命論的歷史觀 115
二、從記錄史事到修史傳世的史學意識 121
三、注重學習歷史知識與習史致用 123
四、對歷史知識的實際應用 127
陸、從《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纂修到《滿洲實錄》的繪寫 137
一、《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纂修 137
二、入關後太祖朝實錄的改寫與重修 141
三、乾隆朝繪寫《滿洲實錄》的起因和方法 144
四、幾個有關問題的考析 149
柒、康熙朝起居注館和康熙起居注 159
一、康熙朝設置起居注館的始末 159
二、康熙起居注的特點和史料價值 166
捌、《明史》的纂修與清朝官方的明史學 177
一、《明史》纂修的準備階段 177
二、《明史》纂修的奠基階段 181
三、官方纂修《明史》的廢弛與中輟 188
四、《明史》纂修的完成階段 191
五、官方纂修的其他《明史》書籍 197
六、官方對明代歷史的論斷 202
七、官方在明史學上的再探討 213
八、官方明史學與私家明史學的關係 221
玖、清聖祖的治史思想 237
拾、論乾隆年間對開國史的重理 255
一、重理開國史的起因及社會背景 255
二、重理開國史中的編纂活動 260
三、重理開國史活動的特點和影響 266
拾壹、論清高宗的史學思想 273
一、清高宗的正統論觀點 273
二、貫徹於史學中的「臣節」準則 278
三、垂訓鑒戒、匡助政治的修史宗旨 280
四、彰善癉惡、信今傳後的史學觀念 283
五、精思善疑、考據求實的治史精神 286
六、清高宗史學思想的特點 289
拾貳、《四庫全書總目》清代官修史書題要訂誤 297
一、關於《欽定平定金川方略》 297
二、關於《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 299
三、關於《欽定大清會典》 300
四、關於《御批通鑒輯覽》 305
五、關於《欽定滿洲源流考》 307
六、關於《欽定日下舊聞考》 308
後記 311
參、內容簡述：
由目錄看出《清朝官方史學研究》一書主要探討清朝官方史學。內文論述可以看出清朝官方對修史規模與重視之輪廓。讓一般讀者很容易知道整個官方史學發展概況。文中論及官方相關人士，如王鴻緒私修《明史列傳》稿208卷過程有述明之外，不另談及私家修史。全書內容圍繞官方二字範圍未離主題。大致內容如下：
一、說明修史制度發展及執行過程。例如國史館與起居注館及修史活動。
二、述論史料纂修因果與成效好壞。如《滿洲實錄》、《明史》纂修始末成果。
三、言及重要官方史料典籍的考析。例如《舊滿洲檔》、《欽定大清會典》等。
四、剖析君王對修史態度和史學思想。列舉太祖、太宗、聖祖、高宗分析。
五、談到《四庫全書總目》官修史書提要訂誤。如《欽定平定金川方略》、《御定平定準噶爾方略》等六部錯誤校正。
肆、本書優點：
一、作者抓住過去學術界不夠重視的課題，在史學史和清史兩個領域結合開出一片新天地。[7]
二、文中對於修史制度有揭露它的特點。例如入關前的滿文檔冊史學價值，清代國史館組織機構及修史任務，各階段修史活動，努爾哈赤、皇太極、康熙、乾隆的史學思想作出詳細深入的探討。舉例像是皇帝干預修史、史料徵集利用體制、保證滿人修史、較嚴格督察處分制度等都有論述。[8]
三、滿文依文字可分為無圈點老滿文與有圈點新滿文二種。對於記事性滿文檔冊之《舊滿洲檔》（清入關前的滿文檔冊。原30冊為無圈點老滿文字體。乾隆六年裝裱後成37冊，加上1935年發現的另3冊共四十冊。今藏於臺灣故宮博物院。）
《滿文老檔》（先重抄《舊滿洲檔》三十七冊無圈點老滿文「原本」。寫成有圈點新滿文「音寫本」。按新滿文「音寫本」規格和繕寫過程可分為「草本」、「正本」、「副本」。先用「草本」抄錄成「正本」分老滿文及新滿文各一部。再拿「正本」用老滿文和新滿文各抄錄一部為「副本」。總共兩種字體、三種規格共六部。）此兩種文獻有所區別處皆述明。
四、兩種記事性編年體滿文檔冊中除了《舊滿洲檔》外另一種內國史院滿文檔冊也有所敘述。文中寫明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清太宗滿文檔案47冊。並選擇一部分譯成漢文，由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
清史專家王鍾翰教授[9]對此提出另外見解。[10]
推測此一內國史之清太宗朝滿文檔冊，恐怕是清人入關後順治時代抄錄《舊滿洲檔》的”。這一新看法即內國史院滿文檔冊系從《舊滿洲檔》轉抄出來的同一部書，是值得我們重視，並應予以充分考慮的。
五、《明史》纂修過程及官方明史學與私家明史學關係第肆章和第捌章有詳細論述。在《明紀綱目》、《勝朝殉節諸臣錄》、《明臣奏議》、《明鑒》等章節中，可以看出清廷強調開國創業艱難，臣下忠於君國綱常大節，為鞏固統治地位，做了多次官方編纂明史其他書籍活動。
六、國史館建置與起居注館設置在第貳章與第柒章有篇幅介紹。在列傳體例上增加《貳臣傳》《逆臣傳》，解決歷史人物功過歸類，同時也加強政治上向心力凝聚。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清高宗明令應立《貳臣傳》，……隨後於乾隆四十三年、五十四年先後指示《貳臣傳》要分甲、乙兩篇、要另立《逆臣傳》等等，進一步將封建剛常倫理貫徹於修史活動。……頁32。
清高宗在乾隆三十年，命國史館編纂國史列傳時，諭曰：「列傳體例，以人不以官。大臣中如有事功學術足紀，及過績罪狀之確可指據者，自當直書其事，以協公是公非。若內而部旗大員，循分供職；外而都統督撫之歷任未久，事實無所表見者，其人本無足重輕，復何必濫登簡策？」其立傳原則是「以人不以官」，不以「爵秩崇卑為斷」，又「無足重輕」之人則不必「濫登簡策」，那國史列傳中《貳臣傳》的設置便顯得十分特別。[11]
且對於清太祖、清太宗與清聖祖、清高宗歷史觀念及治史思想亦有提及。在天命論的歷史觀、清高宗的正統論觀點，等各節有充分論述。
七、在第柒章起居注析論中說明康熙朝設置起居注館始末，同時也有所描寫康熙帝對起居注制度逐漸厭惡之態度。清入關前沒有設置起居注，順治朝時屢有滿漢大臣奏請設立，至清世祖逝世後，清聖祖繼位。按內文所述作者考訂後確認《清聖祖實錄》所載康熙十年八月十六日設起居注館為真。此論點清史專家王鐘翰教授認為本書持否定態度，如何肯定順治朝時大臣奏請設立，就一定沒有設立起居注館。恐有待進一步商榷。[12]內文述明清聖祖康熙逐漸對起居注制度厭惡，但對注官抄錄起居注沒有嚴禁。而《康熙起居注》記載準確、詳實，可訂正《清聖祖實錄》的嚴重錯誤。作者皆提出其觀點。
八、文中修正典籍若干錯誤，考證嚴謹。訂正《四庫全書總目》（簡稱四庫提要）六部官修史書纂修日期錯誤處及其他一些目錄書，頁297~310。例如：
1.關於《欽定平定金川方略》一節。舉出《四庫提要》所謂乾隆十三年「奉撰奏進」是錯誤的。應該是乾隆十四年。包含列舉的《清朝文獻通考‧經籍考》等等記載《欽定平定金川方略》書籍中其日期應當糾正。
2.關於《御定平定準噶爾方略》一節。考訂《四庫提要》乾隆三十七年成書奏進的說法是錯誤，應該是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底告成奏進。
3.關於《欽定大清會典》一節。書本有將《四庫提要》中的三個錯誤纂修日期逐次考訂。康熙朝應該始纂於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告成康熙二十九年四月。雍正朝續纂於雍正二年五月，告成於雍正十一年五月。乾隆朝續纂於乾隆十二年正月，告成於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13]
4.關於《御批通鑑輯覽》一節。對於《四庫提要》所述纂修日期辯正。指出正式告成日期應定於乾隆三十三年正月。
5.關於《欽定滿州源流考》一節。對照《清高宗實錄》指出《四庫提要》日期上誤差一年的訛誤。應該是乾隆四十二年編修此書的開始。
6.關於《欽定日下舊聞考》一節。指出《四庫提要》卷68史部地理類載為乾隆三十九年奉敕撰是錯誤，應該為乾隆三十八年。
五、本書缺點：
一、國史館一章闡述詳細。清史專家王鐘翰教授認為美中略為不足是本文對三朝國史（三朝本紀）、四朝國史、五朝國史纂修始末日期未詳述。但筆者卻認為文中已經述明，只是不易為讀者所能一眼即知即曉。同時對各朝國史確為《國史列傳》與《清史列傳》的稿本來源所從出，確實沒有多交代幾句。所以筆者對於三朝本紀纂修始末略為整理如下。[14]
國史館是清廷為鑽修紀傳體國史而設置的修史機構，至康熙二十九年才首次開辦。頁27。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山東道御史徐樹穀疏請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國史」，禮部等衙門議准，於是清聖祖指示：依議即行編纂，……。
此為康熙朝康熙二十九年「三朝國史」第一次纂修開始，
雍正元年十一月，內閣大學士等奏議：「國史記載，傳言萬世，應將太祖、太宗、世祖、聖祖四朝有功任事之臣，博采見聞，查核一切檔冊，陸續作傳。……。」清世宗隨即令纂修《清聖祖實錄》的大臣兼攝，纂修官另派。
此為雍正朝元年十一月續修「三朝國史」增修康熙朝為「四朝國史」開始。國史館當時依舊正常運作。由實錄館大臣兼攝國史館，在組織上仍糾纏在一起。說明清世宗對纂修國史並未十分重視。參見本書頁29。
乾隆元年三月，議准禮部左侍郎徐元夢的奏請，續修國史，……說明此時不是重開國史館，而是雍正朝時的「四朝國史」館未曾關閉，僅將纂修範圍予以延伸而已。乾隆初續修國史，實際是將纂修「五朝本紀」置於首位。及至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壬辰，五朝國史告成」，國史館修史活動於此中止。
按上述時間此為乾隆元年三月第三度續修「三朝國史」與「四朝國史」及增修雍正朝為「五朝國史」一塊續修至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完成。還初步纂成了天文、時憲、地理等十四志，並編輯了順治元年至乾隆九年的《皇清奏議》。此時國史館第一次關閉。可見這五朝本紀係由康熙二十九年至乾隆十四年（1690年~1749年）近60年時光完成。
內文談及康熙朝國史館對「三朝國史」纂修工作成效不大，與雍正朝纂修「三朝國史」成績依然甚小等語句，是因為作者認為修史活動具體情況缺乏記載而難以得知。內文接著說乾隆三十年六月，指示重開國史館，纂修國史列傳。等語。此為國史館第二度開館，至清朝滅亡修史活動從未停止。
二、該書提及清五朝會典纂修日期，前三朝大清會典始纂或告成日期有誤，作者不厭其詳地作了考訂，但對後二朝嘉慶朝與光緒朝始纂與告成日期卻沒提起。筆者翻閱王鍾翰教授評介一文並對照《大清會典》查證。嘉慶朝纂修應始於嘉慶六年（1801），告成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光緒朝纂修而始於光緒十二年（1886），告成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15]
三、書本第172頁引文……其如朕垂老之身何據？此則諸臣視朕如駕車之馬，……。標點符號斷句應該修正為，其如朕垂老之身何？據此則諸臣視朕如駕車之馬，……。書第259頁「而尊君親上、先公後私，尤習尚之，固然無庸勉強者也」標點應該改為「而尊君親上、先公後私，尤習尚之固然無庸勉強者也」。[16]
四、本書原是簡體版本，由台灣印刷時改為繁體字版本，列為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當中若干簡體字未改成繁體字。王鐘翰教授指出部分，筆者另外發現若干。例如127頁萬歷未改為萬曆。128頁斗志未改為鬥志。141頁斗爭未改為鬥爭。170頁翔實未改正為詳實。208頁、221頁永歷未改為永曆。208頁221頁的九洲未改為九州。261頁的佰濟未改為百濟等印刷小缺失。[17]
陸、小結：
整體而言本書優點多過於印刷上之缺失，是值得閱讀之專書。該書除王鍾翰教授提出六點評介之外，筆者孤陋寡聞截稿前尚未見它文評介。閱讀《清朝官方史學研究》一書對本文前言所提及四點有所體會。如英國史學家但斯（E﹒H﹒Dance）曾說過：「中國未曾出現過接近西方的精確史學，……」、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認為中國祇有冗長的編年史，沒有真歷史，……。外國月亮或許比較亮但未必比較圓。外來的和尚會念經，但未必念的很好。即使著名西方漢學家研究中國歷史都未必相當透徹。故此個人以為外國學者沒能充分認識中國史學優點。雖然梁啟超痛詆中國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通病。加上作者於書中指出清朝帝王干預修史之證明。但歷史真相在眾多學者專家探索之下終究會些許水落石出。能夠曲筆遮掩之情況在考據學與歸納方法使用下，以及官修史與私修史相互對照印證，並不會讓史學失去應有精確。若由西洋歷史上古時期取其史官建置相較中國上古時期史官建置，再看中古至近代東西方史學演變。從有清一代往前看歷代，可知中國歷史許多仍是相當精確可信。縱然僅看作者此一書闡述，亦能看出中國歷史仍屬相當精確可信。
此書對筆者獲益良多，閱後已將整個清代官方史學發展輪廓記憶腦海，在日後採用《四庫全書》史料時更留意其謬誤。對於清代官修史學重要書籍熟悉亦更進一步。透過書評方式讓筆者有了多方面學習。除了對清史知識外，論文格式、書評內容、文筆寫作都一舉數得成長。文中所提及的典籍正誤，讓筆者再次觸及《四庫全書總目》、《大清會典》等書驗證。論文格式與書評內容，則是參考吳老師編著的《論文寫作與實習》書評一章，頁118~131。筆者不識之無，缺失處懇請老師指教以利學生成長。
柒、參考書目：
一、典籍：
1.（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一版，全套二冊，精裝，新臺幣1200元。
2.（清）崑岡等修、吳樹梅等纂《欽定大清會典》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精裝。
二、專書：
1.喬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83年3月初版，平裝，312頁。
2.杜維運著《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11月，初版一刷。
三、期刊論文：
1.王鍾翰著〈喬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評介〉《清史補考》，遼寧大學出版社2004年3月版。
2.張嫣修著，劉文起教授指導〈清國史館《貳臣傳》與《欽定續通志‧貳臣傳》之比較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94年6月。
四、網路資料：
1.中華文史網：2010.12.01。http://www.qinghistory.cn/tws/。
2.南開大學研究生院：2010.12.01。
http://202.113.28.107/admissions/professor.asp?un=qiaozz。
[1]杜維運著《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三民書局，2008年11月，初版一刷，頁25。
[2]杜維運著《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三民書局，2008年11月，初版一刷，頁151。
[3]杜維運著《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三民書局，2008年11月，初版一刷，頁189～190。
[4]杜維運著《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三民書局，2008年11月，初版一刷，頁213。
[5]南開大學研究生院。http://202.113.28.107/admissions/professor.asp?un=qiaozz。
[6]此書由台灣方面出版，故列為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7]王鍾翰：喬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評介。
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自春秋時期開始，即存在著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並行的雙軌制，二者相輔相成，曆久不衰。清朝對於整個古代官方史學的重視和弘揚光大具有某種總結性，達到歷代王朝前所未有的最為繁榮鼎盛的程度。喬君恰好抓住這一過去學術界重視不夠的課題，在史學史和清史兩個專業領域的邊緣學科辛勤耕耘，開拓出一塊新的園地。……
中華文史網：
http://www.qinghistory.cn/tws/qsyj/xlmb/xzsl/qzhzhzs/2009-11-16/15992.shtml。
[8]王鍾翰：喬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評介。
……在關於清官方修史制度方面揭露出了它的特點本書第75～80頁、清入關前滿文檔冊的歷史價值本書第104～111頁、清國史館的組織機構及一系列修史任務本書第27～42頁、清朝官方修史活動的各個階段本書第61～72頁、清朝開國皇帝努爾哈齊、皇太極本書第115～127頁以及入關後康熙本書第237～251頁、乾隆本書第273～29l頁的史學思想、修史活動等許多問題上，作出了相當詳細深入的探討。……
[9]王鍾翰，（1913～2007）湖南省東安縣人。
中國老一輩學者中較早利用歷史唯物論研究少數民族歷史的學者之一。師從著名歷史學家洪煨蓮、鄧之誠、顧頡剛諸大師。大學畢業論文《清三通之研究》及碩士論文《清代則例及其與政法關係之研究》。1948～1949年撰就《清世宗奪嫡考實》及姊妹篇《胤禎西征紀實》。1956年，發表《滿族在努爾哈齊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和《皇太極時代滿族向封建制的過渡》兩文。1957年，出版第一部論文集《清史雜考》。1992年發表《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一文。1985年寫《論袁崇煥與皇太極》一文。90年代，王鍾翰先後出版《清史新考》、《清史續考》、《清史餘考》三部論文集，研究視野幾乎覆蓋清史、滿族史各領域。著作繁細請參閱以下該網。中華文史網：http://www.qinghistory.cn/tws/qsyj/xlmb/xzsl/wanzonhzs/index.shtml。
[10]王鍾翰：喬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評介。
……本書認為《舊滿洲檔》與內國史院滿文檔冊即後來譯成漢文《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1986年的承繼關係問題，說“內國史院檔……與《舊滿洲檔》不同，而自成官方另一類別的文獻”本書第700頁。很顯然，本書是說內國史院檔與《舊滿洲檔》二者是不同類別的兩部書。最近我收到臺灣方面從事滿文老檔研究多年的李學智教授寫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譯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之性質》臺北《大陸雜誌》第89卷第4期抽印本，1994年l0月15日出版一篇專題論文。從中可以看出，李教授經過仔細對勘分析之後，他“推測此一內國史之清太宗朝滿文檔冊，恐怕是清人入關後順治時代抄錄《舊滿洲檔》的”。這一新看法即內國史院滿文檔冊系從《舊滿洲檔》轉抄出來的同一部書，是值得我們重視，並應予以充分考慮的。……
[11]張嫣修著，劉文起教授指導〈清國史館《貳臣傳》與《欽定續通志‧貳臣傳》之比較研究〉。
[12]王鍾翰：喬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評介。
……本書認為清朝起居注館的設立，據“《大清會典則例》、《清朝通典》等多種典制體史籍均記載為康熙九年（1670年），惟《清聖祖實錄》卷36記載康熙十年八月十六日，《皇朝詞林典故》卷17記載為康熙十年八月，與《清聖祖實錄》同”。結論是：“似以起居注館設立於康熙十年八月中的記載為是，盡當年雖於八月十六日設館，轉月才以完整月份編存起居註冊”本書第161頁，亦與現存的《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4年起於康熙十年九月朔己酉正合。所以，本書又說：“現在的《康熙起居注》無論滿文、漢文之定本，時間最早者均從康熙十年九月開始，這為起居注館始設於康熙十年九月的說法添一佐證”本書第171頁；結論是“並在清代（康熙年間）第一次開始起居注的記錄”本書第240頁。如果說康熙朝的起居注館始設於康熙十年的結論可以成立的話，那麼對康熙朝以前的順治朝，本書所說：“入關以後的順治朝，屢有大臣奏請設立起居注”本書第159頁，則持否定態度。為什麼在這以前一定沒有設立過起居注館呢？恐仍有待進一步商榷的餘地。……
[13]王鍾翰：喬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評介。
……我們知道，“會典館在清代共開了五次，時間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乾隆十二年（1747年）正月、嘉慶六年[1801年]九月、光緒十二年（1886年）九月”，其中“嘉慶、光緒兩朝均將則例改稱事例，並增有專門的圖式部分，別為一書附於《會典》之末”本書第7頁。並且指出：“《四庫全書》卷81史部政書類載：‘《欽定大清會典》一百卷，乾隆二十九年奉敕撰。伏考國朝會典初修於康熙三十三年，續修于雍正五年，至是凡三經莛定’。以上所列《四庫全書》一段不足五十字之文，竟有三個錯誤，把康熙朝、雍王朝和乾隆朝纂修會典的日期完全搞錯”本書第300～301頁。於是根據《清實錄》，把康熙朝《大清會典》改為始纂於康熙二十三年，告成於二十九年1690年而非康熙三十三年；又雍正朝《大清會典》續纂于雍正二年，告成於十年1732年而非五年；乾隆朝《大清會典則例》續修於乾隆十二年，告成於三十一年1766年底而非二十九年。是喬君讀書細心，能發現錯誤，並為之改正，尤有足多者。……
[14]王鍾翰：喬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評介。
……但略嫌不足的是，康熙二十九年第一次詔開國史館時，明雲“爰命儒臣恭修三朝（指清太祖努爾哈齊、清太宗皇太極和清世祖福臨）國史”，而終康熙一朝，迄未編輯成書，所以清世宗胤禎一登位，于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下令繼續纂修，又增康熙一朝為四朝國史，故雍正十一年1733年十月有大學士鄂爾泰為四朝國史總裁官之命。迨至乾隆三十年第二次重開國史館時，國朝國史之外複增雍正一朝而為五朝國史。本書於三朝國史、四朝國史、五朝國史的纂修沿革嬗變均未提及，或者認為三、四、五朝國史迄未編纂成書，故不在論述之列，但眾所周知，各朝國史確為後來出版的《國史列傳》與《清史列傳》的稿本來源所從出，似不應不多交代幾句，……。
[15]王鍾翰：喬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評介。
……本書既已提及清五朝會典的纂修日期，因前三朝會典始纂或告成的日期有誤，故不厭其詳地作了考訂改正有如上述，但對後二朝始纂與告成的日期乃隻字不提，或者認為《四庫全書》未載，殊不知五朝缺其二朝，似有失完整之嫌。據史載，嘉慶朝《大清會典》再輯于嘉慶六年1801年，告成於二十三年1818年。起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迄嘉慶十七年1812年，展至二十三年1818年。書成，分為《大清會典》80卷，《大清會典事例》920卷，目錄8卷；《大清會典圖》132卷，目錄2卷，合計1140卷。《會典》卷數80卷略減於前，而《例》大增於前《則例》只180卷，《圖》別為卷。再光緒朝《大清會典》增輯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告成於二十五年1899年。起嘉慶十八年1813年，迄光緒十三年1887年，展至二十二年1909年。全書分為《大清會典》l00卷，目錄1卷；《會典事例》1220卷，目錄8卷，《會典圖》270卷，總計為1599卷。卷數視嘉慶朝略有增減。如果本書能將嘉慶、光緒兩朝會典的增輯再補充多說明幾句，不是正可補斷限於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四庫全書》所不及載之不足嗎？……
[16]王鍾翰：喬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評介。
……本書第172頁引《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6月第三冊第2475頁上的一段話，說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所下諭旨：“競無一語言及朕躬之事，若欲朦朧完結，其如朕垂老之身何據?此則諸臣視朕如駕車之馬，縱至背瘡足瘤，不能拽載，仍加鞭策，以為爾即踣斃，必有更換者，惟從旁笑視，競無一人僂恤”本書第172頁。今本書的標點一仍其舊，而不知引文中之“其如朕垂老之身何”，應斷句，標問號?，末一“據”字應連下讀，方可通。又本書第259頁引《滿洲源流考》據告系臺北商務印書館據文淵閣本加標點本卷16《國俗一》的按語中的一段話：“而尊君親上、先公後私，尤習尚之，固然無庸勉強者也”本書第259頁。其中“尤習尚之”不應斷，應連下句之首二字“固然”為句，方可通。頃檢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標點本《滿洲源流考》對此段的標點不誤。……
[17]王鍾翰：喬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評介。
……今臺灣正式出版均由簡改繁，故仍有不少簡體字未及改為繁體字，亦有簡體沿而未改或原本不誤而誤改為別一繁體字者。茲舉一二例如下：本書第128頁之“鬥志”的“鬥”字、第141頁之“鬥爭”的“鬥”字兩“鬥”字，均未由簡轉繁而改作“鬥”或“鬬”字；又如第128頁之“歷數”、第127頁之“萬歷”字的兩個“歷”字，與第208頁、第221頁之“永歷”的兩個“歷”字，均應作“曆”，但由簡轉繁，故簡體的“曆”一律轉換為“歷”了，殊不知“歷”為“經歷”之“歷”的繁體字，而上述由簡轉繁之五個“曆”字乃是曆法上的“曆”字，何況“萬曆”又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系專用名詞，所以“萬曆”只能和“歷數”的“曆”字一樣，從“日”而不從“止”!又本書第208、221兩頁上的“九洲”之“洲”字與第26l頁的“佰濟”之“佰”字，顯系由簡體字之“州”與“百”，機械地由簡轉繁所造成的結果，“九州”系地名，“百濟”系國名，均為專用名詞，是不用再轉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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